“那可不是这小宝贝的错。你不是要个男孩吗？”
“不要，”我说。医生正在忙着对付他。他倒提起他的双脚，拍打他。我并不等着看结局。我走到走廊上。现在我可以进去看看了。我进了通看台的门，从看台上朝下走了几步。护士们坐在底下栏杆边，招手叫我下去。我摇摇头。我那地方也看得够清楚的了。
我以为凯瑟琳已经死了。她那样子像个死人。她的脸孔，就我看得到的那部分而言，是灰色的。在下面的灯光下，医生正在缝合那道又大又长、被钳子扩张的、边沿厚厚的切口。另有一位医生，罩着面罩，在上麻药。两名戴面罩的护士在传递用具。这简直像张“宗教裁判”〔1〕的图画。我现在看着，知道我刚才能把全部手术都看到，不过还是没看的好。人家起初怎么动刀，我想我是看不下去的，但是我现在看着他们把那切口缝合成一条高高隆起的线，手法迅速熟练，好像鞋匠在上线，看得我心里高兴。切口缝好后，我又回到外面走廊上去踱来踱去，过了一会儿，医生出来了。
〔1〕宗教裁判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残酷的审判，用苦刑逼口供，惨无人道。封建势力利用它来镇压人民。
“她人怎么样？”
“她没事。你看了没有？”
他神情疲惫。
“我看你缝好的。切开的口子看来很长。”
“你这么想吗？”
“是的。疤痕会不会平下来？”
“哦，会的。”
过了一会儿，他们把有轮的担架推出来，迅速推下走廊，进了电梯。我也跟了进去。凯瑟琳在哼叫。到了楼下，她们把她放在她那房间的床上。我坐在床脚边一把椅子上。房间里有名护士。我站起来站在床边。房间里很暗。凯瑟琳伸出手来。“哈啰，亲爱的，”她说。她的声音细弱疲乏。
“哈啰，亲爱的。”
“婴孩是男是女？”
“嘘——别讲话，”护士说。
“是个男孩。又长又宽又黑。”
“他没事吧？”
“没事，”我说。“他很好。”
我看见护士奇怪地望着我。
“我非常疲乏，”凯瑟琳说。“而且方才痛得要命。你好吧，亲爱的？”
“我很好。别讲话了。”
“你待我真好。哦，亲爱的，我方才可痛极了。他长得怎么样？”
“像只剥了皮的兔子，蹙起脸来的老头儿。”
“你得出去了，”护士说。“亨利夫人不应当讲话。”
“我在外边等吧，”我说。
“出去搞点东西吃。”
“不。我就在外边等。”我吻吻凯瑟琳。她人很灰白，很衰弱，很疲乏。
“我可以同你讲句话吗？”我对护士说。她陪我到外边走廊上。我朝走廊另一端走了几步。
“婴孩怎么啦？”我问。
“难道你不知道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他没活下来。”
“他死了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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