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当然生得出来的。”

　　“我拼命想生。我把孩子往下挤，但是它溜开了。又来了。给我上麻药啊。”

　　午后二时，我出去吃中饭。咖啡店里有几个人坐着喝咖啡，桌上还放着一杯杯樱桃白兰地或者苹果白兰地。我拣了一张桌子坐下。“有东西吃吗？”我问侍者。

　　“午饭时间过了。”

　　“你们没有什么常备的菜吗？”

　　“你可以吃酸泡菜。”

　　“就拿酸泡菜和啤酒来好了。”

　　“小杯还是大杯？”

　　“一小杯淡的。”

　　侍者端来一盘酸泡菜，上边放有一片火腿，另有一根腊肠埋在这烫热的酒浸的卷心菜里。我边吃菜边喝啤酒。我肚子很饿。我看看咖啡店里的人。有张桌边有人在打牌。我旁边那张桌子有两个男人在抽烟谈话。咖啡店里烟雾腾腾。我吃早饭的那个白铁面的酒吧的后面，现在有三个人了：那老头儿，一个穿黑衣服的胖女人，坐在一个柜台后边计算客人的酒菜点心，还有一个围着一条围裙的孩子。我不晓得那女人生过多少孩子，生的时候又怎么样。

　　吃完了酸泡菜，我回医院去。现在街上已经打扫干净了。放在门口的垃圾桶都拿掉了。天阴多云，但是太阳还是想冲出来。我乘电梯上楼，跨出电梯，顺着走廊往凯瑟琳的房间走，因为我的白大褂放在那里。我穿上大褂，在脖子后边扣好。我照照镜子，觉得自己很像一个留胡子的冒牌医生。我顺着走廊往接生间走。接生间的门关着，我敲敲。没有回音，我便转动门把手走进去。医生坐在凯瑟琳的旁边。护士在房间的尽头做些什么。

　　“你先生回来了，”医生说。

　　“哦，亲爱的，我有个最奇妙的医生，”凯瑟琳用一种很怪的声音说。“他讲给我听最奇妙的故事，当我痛得太难过时，他便叫我完全失去知觉。他好极了。你好极了，医生。”

　　“你醉了，”我说。

　　“我知道，”凯瑟琳说。“但是你用不着说出来。”过后又是“快给我，快给我”。她抓住面罩，喘吁吁地吸气，又短促又深入，弄得面罩答答响。接着她一声长叹，医生伸出左手拿走面罩。

　　“这次可真痛得厉害，”凯瑟琳说。她的声音非常怪。“我现在不会死了，亲爱的，我已经过了死的关口。你不高兴吗？”

　　“你可别再往那儿闯。”

　　“我不会的。但我已经不怕它了。我不会死的，亲爱的。”

　　“你当然不会做这种傻事情，”医生说。“你不会丢下你的先生就走的。”

　　“哦，对。我不愿死。我不会死。死太傻了。又来了。快给我。”

　　过了一会儿，医生说：“亨利先生，你出去一会儿，我要检查一下。”

　　“他要看看我究竟怎么样，”凯瑟琳说。“你等一会儿回来，亲爱的，可以吗，医生？”

　　“可以，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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