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元。

　　县长荐任一级380元薪水，荐任二级320元。

　　以一个县长为例，抗战前1元钱可买白米20斤，猪肉4斤。

　　县长的工资可以算做高薪了。

　　抗战开始后，随着通货的飞速膨胀，县长的这点工资实在微薄。

　　由于物价不断上涨，政府开始对公务员实行生活津贴制度。

　　1941年9月起，各级公务员月薪50元以下者，津贴40元；50到100元者，津贴30元；101到200元者，津贴20元；200元以上者，不予津贴。

　　可是这些津贴，根本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。

　　堂堂一县之长，固定俸禄，有津贴，加上地方人情灰色收入，依旧过的入不敷出。

　　为什么？除了物价原因，民国实行的是县长承包制。

　　一个县政府编制是30人左右，除此之外省政府一般绝少拨款，公务支出和请人办事的支出全部要由县长开支。这光靠县长的工资那是根本没办法维持，因此，很多县长不惜铤而走险搜刮钱财，送掉性命的也不在少数。

　　民国时期县长的“承包体制”，也意味着一位县长上任、卸任，不仅全套班底随他同来同去，连办公用品也要自备，解职时财政收支也要全盘交代清楚。移交期间所需各项费用都要由县长个人承担。

　　加上民国时期县长更换频繁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办移交就成了一笔巨大的额外开支，远远超出县长所能承受的范围。

　　高裕山在五河县长位置上一待那么多年，上下贿赂，升官也不愿意去，除了五河县被他视为自己的小王国外，移交开支巨大也是原因之一。

　　县长尚且如此，各级办事人员，那就更加不必说了。

　　“这官啊，还真不好当。”孟绍原也有一些无奈：“高建志，五河县的官员几乎被我一锅端了，现在大灾已至，五河县急需一位县长稳定局势，我认命你为五河县县长，你能不能胜任啊？”

　　“不能。”高建志断然说道：“我当县长，到哪去弄钱组建县府？”

　　“这点你不用担心，我来帮你想办法。”孟绍原已经替他考虑好了：“各级官员贪赃枉法得来的那些钱，我会给你留下一部分，让你组建班底。高建志，灾民越来越多，五河县需要一位县长。”

　　“如果这样，我做。”高建志也不再推让：“大不了，做不好我自己滚蛋就是。”

　　“不能做不好，一定要把这个县长给做好了。”孟绍原缓缓说道：“如何安顿灾民，缓解灾情，你也没这个本事。你要做的，就是让五河县不能乱了。

　　灾情再严重，迟早都会过去的。对面，是无数的日军，要想河南不沦陷，除了军队奋战，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基层的县长们！”

　　“我知道了，祝专员，我总会尽到自己本分的。”

　　“要当你自己高建志，不要学高裕山。”孟绍原特别嘱咐了一声：“切切，切切。”

　　高建志还是没有辜负孟绍原期望的。

　　在他担任县长之后，在愈演愈烈的灾荒面前，五河县如同恶浪中的一叶孤舟，勉力维持不沉。

　　他也甘守清贫，带着老婆孩子苦苦度日，始终没有和他堂弟一样当个贪官。

　　一直到了1943年，国民政府养廉金出现，高建志以三等县长的身份，每月多了3500元的养廉金，其日子才算好过一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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